《漩涡里》

下篇在漩涡里，一边陷落一边升腾（2001-2013）

六、羌去何处？

文/冯骥才

十多年的文化抢救，总是不断地出现意外。一个个意外的、强加的、无准备的、甚至恶性的事情倏然而至。比如前边说的非典，然而最大的意外莫过于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

地震发生时我正随着中国政协代表团在欧洲访问，5月12日那天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忽然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我知道大事不好，当即给基金会的秘书长冯宽打电话，叫他立即给红十字会送去十万元捐款，说明这笔钱专门用于救助灾区文化。那几天里，由国内传来的直线攀升的死亡人数牵动着代表团每个人的心，大家受不住了，代表团决定中止访问，大灾大难时都要和亲人在一起，我们赶紧收拾行囊登机回国。回国后便感到每个人心里都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在紧张的气氛里，除去忙着捐款捐物之外，更关切的是前方“文化受灾”的状况。因为这次震中是羌族的聚集地。

羌，一个古老的文字，一个古老民族的族姓，在当代中国人心中，早已渐渐变得很陌生。只有在典籍扑朔迷离的记述中，还可找到羌与大禹以及发明了农具的神农氏的渊源。但是这个有着三千年以上历史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它与许多兄弟民族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所以费孝通先生称它为“向外输血的民族”，它曾经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做出过杰出贡献。但如今它只剩下三十万人，绝大部分散布在阿坝州的汶川、茂县、理县和绵阳的北川那些高山深谷中。这次大地震好像是极其恶毒地针对着他们来的，他们的聚居地基本上都地处震中。羌民族是这场大灾难中悲剧的主角；羌民几乎全成灾民。

然而，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丰饶，神秘，极富魅力。羌族的人虽少，但在民俗节日、口头文学、音乐舞蹈、工艺美术、服装饮食以及民居建筑方面，异常独特，自成一体。他们悠长而幽怨的羌笛声令人想起唐代的古诗；神奇的索桥与碉楼，都与久远的传说紧紧相伴；他们的羌绣浓重而华美；他们的羊皮鼓舞雄劲又豪壮；他们的释比戏《羌戈大战》和民俗节日“瓦尔俄足节”带着文化活化石的意味……而这些都与他们长久以来置身其中的美丽的山水树石融合成一个文化整体。近些年，两次公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把其中六项极珍贵的民俗与艺术都列在其中了。中国民协根据这里有关大禹的传说遗迹与祭奠仪式，还将北川命名为“大禹文化之乡”。

但是现在羌族居住在高山上的村寨大多毁了，碉楼倒了，文化全灰飞烟灭了吗？我们与四川的民协联系，但他们与汶川和北川完全失去了联系。道路断了，电话不通。只是在电视里看到成堆的废墟与现场救人的画面。

◆

5月19日地震七天。2点28分全国哀悼。我在学院的公共空间——阳光盒子内设立祭坛，全体师生员工默哀三分钟，随后举行座谈，我在发表感言中，讲到心之所系的灾区、羌族及其文化，还说汶川和北川的废墟应当留下来一两个，将来建立一个“大地震灾难博物馆”。我的话不知怎么流散到网上，随即引起极其强烈的争论，很多人不明白此时此刻正是救人如救火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说建地震博物馆的事，脑袋进水了吗？有的网民批评得相当激烈。我当晚写了一文《要想到建立汶川地震博物馆》，第二天交给新华社发表出来。原文是——

文章发表后，得到了理解，网上的争论缓和下来。

转过两天，媒体报道温家宝总理到北川，他站在北川县城外一块高地上讲到羌族文化的抢救，也讲到将来要建立地震博物馆。他特别强调：“北川是我国惟一的羌族自治县，要保护好羌族特有的文化遗产。”总理的文化眼光令我钦佩。使我十分鲜明地感受到了国家文化的自觉。我想我们要行动起来了。保护羌文化责无旁贷是我们的事。而且我们在北京已经坐不住了，必须马上到受灾的前线。

◆

按照计划，6月1日我们在北京召开“紧急抢救羌文化座谈会”，会后即组织奔往灾区的专家工作组，同时请四川民协谐调前方相关部门。6月13日我又到北京，在文化部参加国家文物局召集的“关于筹建地震遗址博场馆专家座谈会”之后，没有回津，紧跟着与朱永新、罗杨、向云驹带领的一个由民协、民进组成的十多人的专家小组飞抵成都。在成都并没有看到强烈的震后景象，据说与地下板块的构成有关，可是到了都江堰就如同进了战场。尤其去往北川县城的路上，到处遗落着大大小小的飞石，有的巨石堵了大半个路面，树木全都东倒西歪，然而道边居然神气十足地竖着一块大禹文化之乡的牌子，这牌子还是我们中国民协给立的呢。可是羌族唯一的自治县的“首府”——北川已然化为一片惨不忍睹的废墟。二十天前北川县城就已经封城了。城内了无人迹，连鸟儿的影子也不见，全然一座死城。湿润的空气里飘着很浓的杀菌剂的气味。我们凭着一张“特别通行证”，才被准予通过黑衣特警严密把守的关卡。

进入北川地区时必须喷洒消毒剂

站在县城前的山坡高处，一位凭着一个偶然而侥幸活下来的北川县文化局长，手指着县城中央堆积的近百米滑落的山体告诉我们，多年来当地专门从事羌文化研究的六位文化馆馆员、四十余位正在举行诗歌朗诵的“禹风诗社”的诗人、数百件珍贵的羌文化文物、大量田野考察而尚未整理好的宝贵的资料，全部埋葬其中。我的心陡然变得很冲动。志愿研究民族民间文化的学者本来就少而又少，但这一次，这些身在第一线的羌文化专家全部罹难，几乎是全军覆没呀。于是我们专家调查小组的一行人，站成一排，朝着那个巨大的百米高的“坟墓”，肃立默哀。为同行，为同志，为死难的羌民及其消亡的文化。

在北川中学震毁的废墟中，我捡到一个课本，是八年级的《生物学》，上边还有学生的姓名，课本的封皮已经砸烂，我想这孩子多半受难了。北川中学死难的学生一千多人。一个当地人送给我厚厚一本相册，里边的照片全是成批死难学生的惨状，他说这照片是他拍摄的，送给我保存起来。这本相册至今还在我的书柜里，我一直不忍打开再看。

为地震中死难的同胞伫立默哀

在大地震的废墟中，发现一块挂钟，上面的指针永远停在了地震的那一刻

◆

大地震遇难的羌民共三万。占这个民族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擂鼓镇、板凳桥以及绵阳内外各地灾民安置点走一走，更是忧虑重重。我不忍再去追述在这些地方种种惨烈的见闻，因为我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和受难者，我受不住那个留在心里的疤再次发疼。

此时——我想，这儿的灾民世代都居住在大山里边，但如今山体垮了，村寨多已震损乃至震毁。著名的羌寨如桃坪寨、布瓦寨、龙溪川、通化寨、木卡寨、黑虎寨、三龙寨等等都受到重创。被称作“羌族第一寨”的萝卜寨已夷为平地。治水英雄大禹的出生地禹里乡如今竟葬身在冰冷的堰塞湖底。这些羌民日后还会重返家园吗？通往他们那些两千米以上山寨的路还会是安全的吗？村寨周边那些被大地震摇散了的山体能够让他们放心地居住吗？如果不行，必须迁徙。积淀了上千年的村寨文化不注定要瓦解么？

在久远的传衍中，这个山地民族的自然崇拜和生活文化都与他们相濡以沫的山川紧切相关。文化构成的元素都是在形成过程中特定的，很难替换。他们如何在全新的环境中找回历史的生态与文化的灵魂？如果找不回来，那些歌舞音乐不就徒具形骸，如果再出现，还不都是旅游化的表演了？

◆

汶川大地震后，立即在四川成都成立紧急抢救羌文化遗产工作基地

此时，救灾刚刚结束不久，重建还没有启动。由全国各地赶来的支援者和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与医疗队，到处支着一排排的帐篷，立着各色标志性的旗帜，还有小山一样地堆放的救援物资，上面蒙着白色或湖蓝色的塑料布。人们都忙着为灾民安置生活，计划为他们重建家园。可是，现在看得见的还只是他们被毁坏的生活家园，看不见的是他们已经失去的精神和文化的家园。

当天夜里在成都旅店里又赶上一次可怕的余震。转天便在西南民族大学与四川学者开了整整一天的会，研究文化抢救。我说：“对于羌族来说，他们的文化的存在就是他们民族的存在。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里，如果这次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羌民族不就消失了？”所以大家都感到事情的紧迫，专家提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意见。

我们当即就建立了“紧急抢救羌族文化工作基地”。由四川方面学者做灾区文化的一线抢救，由我们尽快将专家意见整理成《关于抢救和保护羌族文化建议书》，报送国务院。这些建议将与下一步“恢复重建”中羌文化的保持与传承密切相关，十分重要。可是关键要看将来地方政府是否重视和怎么执行了。我还是不放心，但也没有办法。

转天我跑一趟汉旺镇和孝德镇，如入鬼域，心中悲凉。后来又赶到清道镇的射箭台村看望绵竹年画老艺人陈兴才，见他身体尚健，还在画画，心中尚得到一些欣慰。

看望绵竹年画老艺人陈兴才（中）。陈兴才老人现已辞世

◆

返京之后一周之内，我们就将《建议书》写好，由我转送给国务委员刘延东。还有一件事一直在心里，便是在北川地震灾区一所小学的安置点与两个羌族孩子聊天时，曾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一些传统文化？比如碉楼、大禹、羌笛，他们摇头说不清楚。如果他们今后再见不到，那么历史在他们一代人身上不就中断了吗？于是我约向云驹合写一本《羌族文化学生读本》，对羌族的孩子们讲一讲他们的历史、传说、艺术、习俗、建筑、服饰等等。我在书前写了这么几句——

图书出版后，由我的基金会买了一万本，送到四川，捐给了灾区的学校。

鉴于北川民间文化学者多年收集的大量的口头遗产都埋葬在废墟里，故在西南民族大学抢救羌文化的会议上，曾呼吁在四川从事羌文化研究的学者，将他们长期以来收集的民间文学资料贡献出来，整理出版，心防散失。这个呼吁得到响应，很快就有丰厚的资料汇集起来，再加上四川民协在灾区各县调查的收获，很快编成四大卷《羌族口头遗产集成》，竟有百余万字，我们抓得紧，很快就出版了。这应是第一部羌民族口头文学的集成，十分珍贵。同时，还将绵竹年画的大型文化档案加紧编好并印制出来，为了给受灾的绵竹艺人们以切实的抚慰。

一年后，在中南海国务院参事室的一次会议，温家宝总理对我说：“冯骥才，你不是关心北川地震遗址吗？已经留下来做博物馆了。”我听了又高兴又感动。

《羌去何处》《羌族口头遗产集成》封面

◆

2008年大地震来得太突然，好似下降一斧，猝不及防。它对民族文化的破坏猛烈又猛烈，我们的反应一定是紧急再加急。

看似我们为羌民族做了一些事，可是于事有补吗？我在一篇散文《羌去何处？》中写了这样一段忧虑重重的话：

其实我写的正是心底的一种苍凉。一种多年抢救工作过程中积淀在心底的一种愁绪。在巨大的历史的时代的破坏面前，我们少数一点人的努力再努力，紧急再加急，于事何补何益？所以我曾说，我是失败者。我曾保护的老城老街最终还是没了，现在保护的古艺古俗古村又将如何？不是已经面目全非就是正在面目全非。在利欲熏心的商品大潮的包围中，我们怎么做才能保住历史文明留给我们的真醇？

国家授予冯骥才先生“抗震救灾模范”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