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虎的师父

北京的南城有个地方叫蒲黄榆，它曾经是一条两车道断头路的尽头。蒲黄榆一号就是那个六十年代初，我小时候曾经住过的院儿。

公交25路车的终点蒲黄榆站就设在我们院儿的大门口，其实也就是公交车开到这儿就只能调头了。

公交车的前一站是供销社的商店，人们习惯的管那儿叫合作社，那里可是离我们院最近的可以买到东西的地方。

我们这个院儿的地皮据说早先就是一个坟地，周边老乡都说风水不好。但不管怎样，新房子盖好后，我们就搬进来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记得63年的暑假，一连下了好多天的大暴雨，我家前面的平地里，生生地塌出一个大坑。那天站在大院门口，可以看到马路上一直到合作社那边，全是积水，还能看到有不少小孩子在里面游泳呢。好在大水来的快走的也快，否则多维持几天，我们就该断顿了。

沥青马路当年就只修到我们院门口，再往前就是土路了，沿着土路往东走不了多远就是一个小村子。记得有一次爸爸领着我和哥哥，晚饭后散步逛到村子里，遇到一位大娘正在吃力地推着碾子磨着什么。平日里，这场景只在电影里见过，经过商量，大娘允许我和哥哥去试着推碾子，好重啊，推不了几圈就已经累得够呛了。这也算是一种曾经的体验吧。

大院门口正对着的也是一条土路。顺着路一直向北走，路的西侧会看到一座高高的跳伞塔，还有一个越野摩托车训练场。碰巧的话，停下脚步，就能看到训练场景了。我对跳伞和越野摩托车两项运动的最初认识就起源于此。估计具体位置应该在先农坛后墙外不太远吧。

再往前走就到北京体育馆了。我记得，这条路大概我只走过几次吧，因为这距离对于我当时的年纪确实是有点太长了。

我们那个年代，似乎都没有给零花钱的概念。那时候我和哥哥已经去住校了，我们的办法就是周末放学时把父母给的路费给走出来。如果我没记错，走出来的零花钱，被哥哥给自己买了一副护膝。

我们的院子还有个后门，就在锅炉房后面。后门平时总是关着的，只有当我们这些孩子上学放学时，短暂的打开，也是为了倒垃圾。出了后门向南，经过一个中学(大概是叫铁匠营中学吧，那时我还很小，小学一二年级吧，真的没弄明白)，再走一段路，就能到我们的学校——铁匠营中心小学了。去上学还可以从大门出去，沿着围墙边小路走。那条路也就算是田间小道吧，两人并行都有点困难。由于路上人烟稀少，所以我们也不经常走。但至今闭上眼睛，我还能想起当年院墙外绿油油麦田，还有田野中小小村庄那袅袅炊烟的迷人景象。

虽然大院有警卫，但门卫一直是老党，那个对院里所有人都很亲切的老头。

院里还有好多年龄相仿的兄弟姊妹，寒暑假里跟着哥哥一起翻墙上房，玩的混天黑地。院里没大树，所以爬不了树。有一天晚上捉迷藏，我一跤摔在煤渣堆上，一只手插进煤渣里，拔出来时已经鲜血淋漓。回家时可把老爸心疼坏了。好在都是很淺的皮外伤，没过多久就都好了。

我还记得楼上的重重和京京两兄弟，还有他们的弟妹；隔壁的齐齐、放放、仲林和大梦；汉华、京华兄弟；盖盖、园园、正正一家，只是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在哪里，都还好吗？唯一有联系的就只有崔景阳，我们还曾是小学的同学呢。我们的重逢是在80年代的某一天，如果不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介绍，估计我是认不出来的，不知他是不是。

在这个大院里，还有一个我一直惦记着的叔叔，于光泽叔叔。那年的寒假里，父母都不在，只有我和哥哥两人在家，我哥应该是十岁左右。那时候每家每户都烧蜂窝煤炉，我和哥哥都不知道该怎么弄，一不小心炉子就灭了。于是，我们俩就只能自己想办法生火，使了半天劲，蜂窝煤也没能着起来。估计是点炉子的烟从开着的厨房门冒出去，于光泽叔叔看到了，急忙赶来。于叔叔帮我们点着了炉子，还帮我们安排好了第一次自己的独立生活。于叔叔，你还好吗？想念你。

1965年，由于爸爸的工作调动，我们一家离开了蒲黄榆。

1979年，我因为出差第一次回到北京。尽管时间挺紧张，我还是抽空去了趟蒲黄榆。

时隔十几年，蒲黄榆今非昔比，已经变得我完全认不出来了。那个公交车终点站唯一的大院，已经变成了车水马龙，人流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一隅的一个普普通通的院门，一点儿都不显眼了。当年那条通往小村庄的土路，后来得知再往前就是方庄，那个北京最早的大型居住小区。而我和哥哥曾经“探险”走过的路上经过的跳伞塔和越野摩托车训练场也都早已没了踪迹，估计知道的人和记住的人都已经不多了。

进到院里，我还去拜访了爸爸妈妈曾经的老战友梁叔和沈姨，恰好他们就住在我家曾经住过的房子里。还在他们家吃了沈姨特意为我做的砂锅饭，因为梁叔是爸爸的广东老乡。

后来还去过蒲黄榆，甚至还在小时候就认识的聂叔家住过，但是已经没有第一次重返时的感觉了。

不过，那个遥远的熟悉又陌生的蒲黄榆，还有许许多多曾经在这里的人和在这里发生过的事，依然还会时常涌现在我的记忆中，不会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