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家外婆传承的甜蜜年味（祭母之五）

柯家外婆传承的甜蜜年味（祭母之五）

（标题错写成了之四，已无法修改，抱歉）母亲的人生，就像股民炒股票一样，出现了第一次触底反弹，并且一反弹就是一个涨停板。

从蔡家到柯家，虽然仍是童养媳，虽然也是寡母，却因人性的不同，而命运完全不同。

柯家外婆是一个极富爱心的女人，也是一个极其能干的女人，有了这两条，在她照抚下的孩子，就不可能差到哪里去。事实上，她虽然劳碌辛苦，她家的孩子，却过得富足、幸福、快乐。

起初，柯家外婆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精气神不足的十二岁小女孩，又是怜爱又是痛惜，心中顿时升起巨大的母爱。她将母亲领回自己的家，告诉其他六个孩子，这是你们的妹妹。

家中七个孩子中，母亲年龄最小，就成了柯家的老幺。小时候，我随母亲到外婆家，听到亨江大舅和亨海细舅的孩子叫母亲幺姑，有时也叫黄姑。叫黄姑我懂，因为母亲后来嫁给了父亲。为什么叫幺姑，我是成年后才明白。

柯家的老大，也就是我的大舅柯亨江，已经接近成年。在母亲的记忆中，整个柯家对他都非常好，只有这个大哥对她不好，经常打她。

母亲年纪太小，幼时在何家挨了太多的打，因此有一个固执的概念，只要是打，就一定是对自己不好，就是不喜欢自己。

但我分析，大舅的打，同何家老先生的打，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亨江大舅，只在一种情形下，才会动手打母亲，那就是逼着母亲吃饭。

结合母亲当年以及后来的一些现状，我有些明白了。母亲的胃，一定处于最恶劣状态的边缘，身体多病，而且食量很小，每餐只能吃一点点。全家人都希望母亲能吃多一点，尽快好起来，可对此无能为力，无论怎么劝说，母亲都吃不下去。

于是，亨江大舅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办法，不吃就打。

哈哈，这哪里是打？这不也是爱吗？如果没有亨江大舅这异乎寻常的爱，母亲后来大概是定然活不到89岁的。

母亲去世后，我为了对母亲这一生的某些细节进行确认，曾向父亲询问，谈到这一段时，父亲简单地说，自从到了柯家，你母亲的身体，才渐渐好转。

联系到母亲后来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我猜想，这种好转，也就是总算脱离了死亡线而已。也由此可以想象，前面的十来年，母亲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大约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母亲便以为自己会像二姐一样长不大，因而常常忧虑，某一天自己会死去。这个死亡的阴影，伴随了她一生。

母亲在柯家的所有时间，除了亨江大舅逼她吃饭时打她，其他所有记忆，都是幸福快乐的。

平常的绝大多数时间，柯家外婆需要做田地里的农活。她家到底有多少田地，我不清楚，用父亲的话说，你外婆是个地主婆。我觉得奇怪，问，既然这样，她家为什么不是地主？父亲说，当年搞土改，划地主是有严格政策线的，地主就一定有剥削，也就是请了长工，哪怕请短工都不算。你外婆家的田地虽多，但从未请过长工，最多就是农忙时请几个短工。

这个介绍虽然简单，却让我意识到，外婆实在是一个太能干的女人。当然，除了柯家外婆能干，或许还有一个原因，此时她的七个孩子，亨江大舅和亨海细舅，已经是半大孩子，可以帮母亲干些农活了。母亲的另外四个姐姐，不仅能干农活，还能操持家务。

这也说明，柯家外婆还极善于教育和管理孩子，对孩子个个宠爱，却绝不溺爱。

换个别的女人，稍稍生点偷懒的想法，请一两个长工帮忙操持农活（她家是绝对有这个条件的），或者哪怕是教育孩子时，稍稍偏颇，以至于这些在富裕家庭长大的孩子好吃懒做，她因为没有帮手而请长工，最终都必然在土改时成为地主。

实际上，外婆家的家庭成份不仅不是地主，连富农都不是，是富裕中农。

大家应该还记得余华的小说《活着》的一个情节吧。徐富贵赌输了全部家产，由大地主变成了赤贫。徐富贵在当时并不知道他输的其实是一顶地主的帽子。后来土改，赢得这顶帽子的那位被枪毙了，枪响的那一刻，徐富贵尿了，因为他知道，那人是替他死的。

柯家外婆没有划成地主，却是因为她的勤劳，她的倔强，她的生存观念。显然，她是一个努力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

她身上那些中国传统妇女最为优秀的品质，多多少少影响着母亲。

比如对孩子的教育，母亲虽然仅仅读了一年书，却在这一年时间认识了几百字，并且能写一手绢秀的字。我后来上学的时候，小学的前几年级，一直是母亲在辅导我。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每天晚上，母亲和我坐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线里，我做作业，母亲一边做着针黹，一边辅导我。

母亲也会熬糖，酿甜酒，做各种合子。

每到岁末，柯家奶奶开始做合子、熬糖的时候，也是家里的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母亲和姐姐们负责烧火，但最终还是因为熬不住而睡去，因此，未能学到最后一道工序。

后来，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母亲冒出一个想法，自己熬糖，让孩子们的春节，有些甜味。

此前的春节，也会有糖吃。可这些糖，不是我家买的。我家没有钱，买不起。大年初一一早，我们就去村里各家各户拜年，那家的主人，就会抓一把花生之类给我们。有些家庭准备了糖果，会和花生、合子之类掺在一起，遇到有孩子上门拜年，便抓一把。

拿到这些糖果花生等，别家的孩子，便拥有了私人财产，甚至可以吃很多天。我和妹妹们可以留下花生果子之类，糖果必须交给母亲集中保管，每隔一段时间，便分红我们。母亲分糖，先将糖纸剥开，放在嘴里咬断，一半给我，一半给妹妹。

文￥%革后期，动荡稍稍平缓，国家开始抓生产，农民所能得到的粮食，也有所增加，能够吃饱饭了。此时，母亲开始尝试熬糖和打糍粑。第一次尝试熬糖，因为不懂最后一道工序，熬出来的糖，是红褐色的。母亲和父亲一起，将这些糖与米泡混合在一起，捏成米泡团，或者是切成米泡糕。

到了大年初一，我和妹妹弟弟们，就有了米泡团或者米泡糕吃，虽然火候并没有把握好，过了，那糖显得有些苦味，却是我们吃过的最好的美食。

村里的孩子们，大年初一到我家拜年，母亲也会给他们一块米泡糕。同样是糖，却是整个村子最为特别的糖。

不知是不是母亲后来去请教了柯家外婆，从第二年开始，她知道了最后一道工序，熬出的糖稀，要等冷却到可以下手时，不断地拉扯，一直拉到红褐色变成奶白奶白，整个熬糖的过程，才算完成。

小时候，我有一次参加了这道工序，刚开始下手时，还非常烫，握一手就烫得受不了，而且需要很大的力量，我根本拉不动。父母干这道工序，虽是数九寒天，也要脱去棉衣，只穿单衣，即使如此，最终也会累得满头大汗。

我们是右￥%派家庭，村里除了一户地主，就我们成份高。平常是不太有人搭理的，要划清界线，哪怕是村里开会什么的，父母也没有资格参加。只有到了年终熬糖打糍粑的时候，母亲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为了打糍粑，父亲将村里一只因为破损而遗弃的石滚搬回家，利用闲暇一凿一凿凿了好几个月，凿成一个石臼，平常放在猪栏当猪槽，用来喂猪。到了岁末，清洗后当打糍粑的臼。

这两件事，让母亲在村里大受欢迎。平常不太搭我们的那些村人，除了几户貌似对我家有深仇大恨的，大多会请母亲帮他们熬糖打糍粑。

打糍粑这种事，技术含量不高，只要看一眼就会。所以，村里人打糍粑，只是到我家来借石臼。熬糖是个技术活，需要在母亲的辅导下，早早生了麦芽，然后请母亲去帮他们熬糖。

鄂城那边，准备年货往往非常积极且丰富，打糍粑做合子，做腊鱼腊肉等，每家都会置办，只是多少而已。但熬糖的人家并不多。整个大冶，尤其我们附近的几个乡镇，或许因为历史上更穷的缘故，几乎少有打糍粑的，更没有人熬糖。

是母亲把打糍粑熬糖的风俗带到了当地，先起于我们村，后来，周边的几个村，也都来请母亲去帮他们家熬糖。那些年，一旦靠近岁末，母亲就格外的忙，几乎每个晚上，都会被请去熬糖。

或许，这也算是母亲一生中另一种辉煌吧。

晚年时，父母一旦回到家庭乡，家家户户都非常热情，送鱼的送菜的，尤其是地里自己种的菜，别人家的菜园，小妹就像自己家菜园一样，根本不用打招呼就去摘，人家反而非常高兴。

这种良好的乡情，正是父母对乡人友善一生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