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野史大观》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乾隆年间，权臣和珅大兴土木扩建豪宅，在廷院竹篁深处建凉亭一座，尚未题亭额，思量着请哪个名人题个字。那时朝廷上下最有名的当属大名士纪晓岚。别看这个“纪大烟袋”说话结巴、相貌古怪，又高度近视，但学问十分了得，还是《四库全书》总裁、士流的领袖，所以坊间都认他题的字。听和珅亲自来求字，纪晓岚爽然答应，题了“竹苞”二字。

用匾额调侃人这等雅事，也就纪晓岚这等大雅之人才做得出，不过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清代匾额艺术的发达。

匾额起源于秦汉，唐宋时期风靡盛行于全国。明清时期，匾额制作艺术高度发达，尤其清代御匾，不但在数量工艺上超迈前代，而且制匾、赐匾式艺和礼制也发展到顶峰。

清代御匾一般分为两大部。一是宫中用匾，主要为紫禁城中及各处皇家宫苑(包括行宫、陵寝等)的宫殿门楼匾牌等馆室名匾，以及室内挂的各种装饰性的词匾。二是赐匾，即皇帝赐给臣下的礼品性匾额，包括御赐朝鲜、琉球等国王匾。当然，更多的则是各地城工、庙宇、书院等建筑名匾及词匾，还有赐给个人的斋馆名匾及词匾等。清代皇帝御书扁中各种功能的匾额所占比例不同。以宫中秘档记载来看，道光十七年(1837年)，道光皇帝共写过29块匾，其中宫中各处用匾17块，占总数的60%;御赐各地请讨庙宇匾7块，占24%;御赐大臣等寿匾3块，占10%;赐外藩国王匾1块，占3%。

无论宫匾还是赐匾，都要按请匾手续来办。如果是宫匾，就由内务府总管上奏;而地方请匾则由地方最高长官，通常是总督或巡抚上奏请匾。请御匾是个很严肃的事情，理由要充分，比如哪儿一新开工的建筑落成了，哪个官员立功了，地方上哪个老人活过了一百岁、“五世同堂”“亲见七代”了，也可请御匾。通常，在请匾奏折中一定要附带注明请匾内容、数量和尺寸。清宫《上谕档》记载:嘉庆十年(1805年)十月，西宁办事大臣玉定奏报慧觉寺扎木穆扬呼图克图为祝皇帝万寿(生日)捐资建造佛塔，请求赐御匾。但玉宁没有将佛塔的规模与尺寸详报，也没提到所请匾额的尺寸，嘉庆帝很生气，叫军机处传谕玉宁，警告后要求他从新将佛塔的各种数据包括所请匾额的尺寸重新报一次。

清帝大规模写匾是从康熙帝开始的。从宫中杂档记载看，他一生中仅给五台山各寺庙就写过46块匾。相比之下，雍正帝就更了不得了。清宫中有这么一份档案，记载雍正做了皇帝后，下令各地将他做亲王时所写的匾都收回宫中，好家伙，一共收回了458块匾。所送的对像，上至国舅、大臣，下至吏目、贡生。不过，清代皇帝中御赐匾最多的则属乾隆。这和他在位时间长，加之好大喜功不无关系。而到了嘉庆、道光时期，由于国运开始走下坡路，御匾写得少多了，这也和他们对书法并不热衷，字比较差劲有关。这种衰败现象在咸丰时期得到了扭转。别看咸丰帝虽然脚有些蹁瘸、脸有些麻，但他的字却拿得出手，因此御笔匾额写得不少，他在位共11年，写了660块匾，而他的父亲道光皇帝在位30年只写了437块。

到了同治、光绪年间，皇帝御匾又开始时髦起来。但这里有个隐情，同治、光绪做皇帝时候还很小，字都认不全，更别说写匾了。至于慈禧，也是个好赐匾的人，她的字是后来练出来的，觉得拿得出手时，才亲自上手写。也就是说，这些孤儿寡母的御匾，大都是由南书房的翰林、上书房的文学行走们代笔。不只是匾额，其他御笔作品，也都由这些词臣代笔。从光绪年间的一份档案上看，南书房、上书房一次就代笔写得颐和园乐寿堂、宜艺馆、文德楼、对鸥坊等处御匾、对联136块。由于代笔辛苦，光绪帝还下旨各赏卷袍褂料及普洱茶等。

清代皇帝御匾的繁衰兴败走势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宫苑不断扩建，对御书匾额的需求量也相对增长。乾隆、咸丰及后来的光绪年间，宫苑重建、扩建工程，都刺激了御书匾额的需求。另外，清宫的查匾、换匾制度也推动着清朝御书匾额不断推陈出新。清宫每年都要对宫中各处扁额进行清核，御书扁额转挂别处或换新扁的情况很普遍。还有就是地方官员迎合上好，想方设法请匾。比如同治初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会儿为部下军功请匾，一会儿为某一重建小庙请匾，由于皇帝正在兴头上，都一一答应。到了光绪时期，请匾制度不严格了，连华人在日本长崎重修文庙也要请匾，还有的官员40岁就请寿匾。总之，滥得一塌糊涂。

需要说明的是，在清代，一匾多用批量生产下发的情况也很多见。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驾崩后，小皇帝同治登基。按惯例，每一次新皇帝登基都要写御匾颁挂于文庙，当时同治帝才6岁，笔都抓不稳，更别说写匾了，于是由南书房翰林代笔，由内务府造办一份悬于太学(国子监)文庙中，同时分抄匾样交军机处办理，由曲阜衍圣公孔繁灏领回制造，并恩赐其墨笔匾样不用缴回，可由孔府收藏。另外还叫武英殿将御匾字样摹勒，遍发全国各直省府州县学悬挂。

清代皇帝的御书一般喜欢做成匾式，以两字、三字、四字匾最为常见。字数再多的御笔作品，不适合做匾，一般会做成横披贴落、挑山贴落等形式。清帝御书匾额的书写，有其严格的程序--一般是皇帝先下旨出个题目范围，让南书房的翰林们去拟选词句，恭抄在黄纸片或黄纸折上供皇帝圈选。这个过程宫中称“上黄片”。皇帝根据自己的喜好，在词臣所上的黄片上，用朱笔圈选中意的词句，这个过程叫“圈朱”。词臣上黄片与皇帝圈朱的整个过程，宫中专门术语叫“走单”。皇帝钦定好词句后，便传旨派人到内务府库或懋勤殿等处领纸墨，包括写字下面衬用的格子纸，格子纸通常由下面人根据旨意及字大小规格用灰线弹好暗格。

御笔匾字，皇帝通常会亲自挥毫。写好后，叫人直接拿到懋勤殿用宝。有时由于匾额所需字太大，皇帝一般不会写原大，而是写好后，叫翰林们去放大。清末，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等书法能力有限，就叫翰林们写好了字，然后自己在上面透过纸绢来描。有时，皇帝也让代笔者在其作品上“落臣款”。

据清宫档案记载，御匾的书写，布局上自有一套规定及术语一般用“天头”、“地脚”“开河”、“格”等术语来标明在纸上每个字书写的空间位置。

清帝御书多写在纸上或丝织品上，称“字条”。一般不落款而传旨用宝，清帝匾额通常用皇帝各自的“御笔之宝”，印宝在匾额的正上方，称“额章”。一般情况下只用一宝。慈禧是个例外，她通常喜欢匾额上用三方宝。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慈禧款的匾额，三个额章通常右边为“和平仁厚与天地同意”、中间为“慈禧太后御笔之宝”，左边为“数点梅花天地心”。匾额印通常在书写后就赴懋勤殿用印，但如果是做木匾，需要将皇帝指定的御章放大，制作宝样印牌，然后将原稿与宝样一齐交内务府造办处，由造办处刻篆填朱。

清帝御笔匾额制作，主要由内务府下的造办处承办。内务府造办处是专门承造宫中陈设的机构，根据工种下分各种各样的制作工坊，主要有如意馆、木作、刻字作、铜作、漆作、裱作等，康熙时期多达40个。除了宫中各处作、馆，南方的杭州织造、苏州织造、江宁织造等，包括两淮盐政、长芦盐政等处也承做宫中御匾。

至于地方上的御匾，一般是皇帝将匾额字样发到督抚手中，再由地方官员在当地选上好的工匠放样制作。如果是发往外藩的御匾，通常由内务府制造好，原装运送过去。

清帝御匾代表了清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匾额艺术的顶峰。清帝御书匾额的制作十分讲究，从质材来看，主要有纸、帛、木、铜、金、石、玉、珐琅等。而御匾字体，则多与清帝的个人书法爱好有关，顺治、康熙以后崇尚唐后各家，如康熙、雍正帝学董其昌、乾隆好赵孟頫。清帝御书匾以楷书为主，兼行楷，也有行书。清代御匾，尤其是宫中用匾，通常为满汉文合璧，定制是左满(文)右汉(文)，但也有出错的情况。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内务府发现新建的热河避暑山庄外八庙的须弥福寿寺御匾为右满左汉。乾隆帝追查此事，但懋勤殿首领太监等承办人也都记不清了，没有记录可查，于是下旨改匾。

清帝御匾的造型多姿多态。通常来说，门匾、殿牌，一般用“朱漆、青地、金字牌”。殿外匾中最著名的如龙匾，各种室内匾造型更是变化多样。如有镜框匾、卷书匾等形式，其中以牌式的宫中称“一块玉”即是包镶匾式为主流。

清帝御匾的边框花纹装饰，有“万字不到头”、“九龙纹”等名目，最常见的是“灯草纹”等。从光绪末年一份记载修缮仪鸾殿各匾框花边的档案来看，全部26方匾，其匾纹名目就有“万福万寿”等12种之多。

清帝御匾文字词章内容，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意志。宫殿匾多表现正统思想。三大殿、后三宫、养心殿是清统治者理政的场所，其匾文多出自“十三经”中的《周易》、《尚书》、《诗经》等。如著名的太和殿正中的顺治帝御书“正大光明”匾，“正大”出自《周易·大壮》象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光明”出自《周易·谦》象曰“天道下济而光明”。

除了正统说教外，还有一些匾则带着淡淡的书卷气，即使是深宫内的匾额，其内容也会追求一种汉宫秋月、小桥流水的意境。如“山响琴清”、“云牖松霏”、“一壶天地”等。而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处御书匾额则更向这方面倾斜。

此外，皇帝还喜欢用一些格言警句作为御匾词。如道光皇帝对自己的“动静须防一念差”情有独钟，从道光元年至三十年，先后写过九块匾，分别挂于养心殿等多处。

相对于宫匾来说，清帝赐匾遣词上似乎更自由一些，除了直接御书的宫斋馆庙名匾外，词匾选择自由度大，但也要有的放矢，不同的去处或不同的对象，匾的内容也要相应。外赐匾中，赐各种寺院的最多，如果是寺名匾，庙名前加“敕建”两字，如果是神牌，前加“敕封”字样。而寺院词匾，多用“大乘正觉”、“法华云液”等。如果是书院，则多用“理学传人”“人圣阶梯”等。如赐地方官，文职多用“行省清标”，武将多用“干城伟器”。如果赐八旗闲散人则用“眠云卧月”，赐僧人多用“华藏禅林”，赐老民则用“鼓腹升平”。不同对象用不同词章，灵活而有情致。

由于御匾需求量不断增加，后来皇帝和词臣们的学问又不如前辈，于是出现了匾词撞车的现象。如道光帝曾写过两个“绥疆锡祜”匾，分别送给两广总督耆英和四川总督宝兴做寿匾。到了同治、光绪时期，因为词不够用了，宫中匾额文字变得更平民化，慈禧干脆下懿旨，直接叫南书房的翰林们在黄片上拟写“吉祥话”。如咸丰皇帝所写养心殿东佛堂内的“永佑大清”匾，代表了清末吉祥话御匾的一种潮流。

除请匾、制匾外，迎匾、挂匾也都有相当严格的制度。嘉庆六年(1801年)，一个当年刑部员外郎手下的长随被追查，他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承办迎御匾事宜时，没有备办黄亭轿，而以五彩花宁轿迎匾，同时所穿礼服也有违制，而被处分，可见制度之严。

另外，挂匾也很有讲究。比如山东泰山碧霞元君祠中清代列帝都有赐御匾，嘉庆十九年(1782年)，嘉庆帝听说该祠中列帝御匾排列有问题，雍正帝的匾被挂在正殿当中，而康熙帝的匾挂在了旁边，于是专门下旨令山东巡抚查核此事。后经查明，该祠中康熙帝的御匾由于失火被毁，因此雍正帝的匾才挂在了殿中央。虽是虚惊一场，但可见皇帝们对御匾排列的郑重与小心了。